《野史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唐天宝十载（751），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州塔拉兹市）一带发生激战，史称“怛逻斯之战”。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在中亚与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军事交锋。
战场之上，唐朝将领高仙芝指挥安西都护府精锐两万正面“硬刚”阿拉伯人的弯刀骑兵，唐军素以机动力闻名当世，人皆配两马，在战场上或持劲弩攒射敌军于怛逻斯河畔，或以陌刀断敌骑于城下，又有弓矛具备的轻骑兵来回游弋策应，数倍于唐军的阿拉伯人竟一时无法前进半步，双方相持于怛逻斯城下五日之久。然正在两军僵持之际，负责担任唐军侧翼警戒任务的葛逻禄骑兵忽然背刺倒戈：
“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
经此一役，安西唐军主力受到极大削弱，基本上丧失了对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控制权。自此以后近千年，中原王朝再也没有机会将领土拓展到中亚一带。今人多为唐军此役挫败而噫吁长叹，认为如果这场战争中没有葛逻逯人的反叛，唐朝或许就能在此战中获得旷古绝今的伟大胜利，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亚迷局：怛逻斯战前局势分析
从七世纪中叶开始，唐朝与阿拉伯人就开始从东西两个方向对中亚两河流域（锡尔河与阿姆河）施加军事影响力，并对当地的粟特人城邦（中国历史称之为“昭武九姓”）与游牧民族（西突厥部落）进行招抚与册封，力图将这一区域纳入其势力范围。
唐高宗李治时期，唐朝军事力量就已进入中亚。显庆二年（657）闰正月，唐高宗提升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领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阿史那贺鲁；又诏令早已归唐的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头出金山（今阿尔泰山）道。这次战争前，唐王朝已经将整个塔里木盆地与北疆东部纳入军政管辖，此战目的便是彻底扫除盘踞在北疆伊犁河一带的西突厥叛军。
史载此战唐军冒北疆大雪昼夜前进：
“定方兵纵破其牙，俘数万人，获鼓纛器械，贺鲁跳度伊丽水（伊犁河）………追贺鲁至碎叶水（哈萨克斯坦境内楚河），尽夺其众。”
最终阿史那贺鲁（西突厥的可汗）逃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城），被当地官员俘获，阿史那弥射之子元爽与萧嗣业率唐军追击至此，将阿史那贺鲁带回长安。这是自当年汉朝陈汤矫诏击杀北匈奴郅支单于后，中原王朝军队第一次明确进入今中亚地区的记载。
此战之后，自显庆三年（658）至龙朔元年（661）间，虽然唐朝从未向葱岭以西派出一兵一卒，但河中粟特诸国及以吐火罗为首的乌浒水（今阿姆河）域诸国却不约而同地纷纷主动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羁縻州、府，甚至连昔日大国萨珊波斯王子卑路支在波斯边境建立的流亡政权也成为唐朝的波斯都督府（位于波斯疾陵城，今伊朗扎博勒一带）。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唐朝地图中西部广袤疆域的由来。
不过中亚地区的诸多城邦国家在被唐朝列置为羁縻州府之后，仅仅承认唐朝的政治主权，对唐称都督、刺史，对内仍然称国王；唐朝也并未在其境内进行驻军或派驻官员，这也就让这片广大的领地显得名不符实。
在唐朝对中亚进行了大范围册封以后，阿拉伯人也开始了所谓“河外扩张”，即以大呼罗珊地区为基地（伊朗东北部与土库曼斯坦东部）向中亚武装开拓。咸亨四年（673），大食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进逼安国王都捕喝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名城布哈拉），三年之后（676）此人再犯河中，俘虏了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名城撒马尔罕）三万俘虏而归，而这一时期的唐朝军队正忙于在河西走廊与吐蕃拉锯，无暇西顾，致使阿拉伯军队肆虐中亚核心区域。683年，大食取得了在安国都城捕喝的驻军权，建立了河中第一个大食军事据点，景云二年（711），大食又在康国都城飒秣犍城驻军，这也标志着阿拉伯帝国在中亚拥有了实质性的军事影响力，而与唐朝的羁縻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到前八世纪中叶高仙芝到任之时，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的中亚对峙形势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间的边界原本是乌浒水（阿姆河），至今已内缩至药杀水（锡尔河），药杀水和乌浒河流域的国家基本上全部成了阿拉伯人实际控制的附庸。高仙芝所能做的，其实也仅仅是尽力维持现有的局势，尽量稳住锡尔河以北的属国与属部。
西域战争的胜负手
对于唐朝而言，对中亚进行政治军事控制的难点在于地理距离带来的兵源与后勤压力，唐王朝能够在安西都护府保持两到三万的常备兵力都已经近乎极限，军械粮草从陇右道穿越绵长的河西走廊已属不易，还需走过连玄奘法师都直呼惊惧的莫贺延碛大沙漠与帕米尔高原，这对处在古代农业国家时期的唐王朝而言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唐王朝在安西与北庭地区奉行的一直是以西州（新疆吐鲁番）与庭州（新疆吉木萨尔）两大汉人屯垦直属州为腹心，以安西四镇镇守使军队为躯干，以各守捉屯田驻军为手足的精兵戍守政策。尽管唐王朝在西域兵力有限，但均属编制装备齐整的精锐力量，一旦战事紧急，安西四镇节度使一方面可以调集汉军精锐快速反应机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唐朝的政治威望调动周边少数民族军队助战，此举不仅可以增强军队实力，也可以减少后方的戍守隐患。
突厥汗国曾经在七世纪中叶以前长期统领玉门关以西的广大西域地区（包括今天中亚乃至于南俄草原一带），所以在西域各个游牧部族之间有着极大的政治威信。因此从唐王朝经营西域伊始，就十分注意扶立西突厥贵族以统领整合西突厥游牧部落的军事力量，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唐朝在当地设置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兼右卫大将军，统辖弩失毕五部，另外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辖咄陆五部，两者相合就是传统意义上西突厥核心“十姓部落”。
然而唐王朝在利用突厥力量时，时常存在两大心理：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疑心理，二是不符合实际的“突厥正统思维”。前者导致了唐王朝在处理突厥事务时，无法站在总战略布局上正确对待突厥各部的力量；后者则导致唐王朝扶立突厥领袖时的用人失当。举例来说，唐王朝始终认为阿史那姓的正统蓝突厥贵族在突厥各部之中威望最高，因此历次征伐都以阿史那氏的后代作为号召突厥各部的旗帜，这在高宗与武则天时期还能收获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异姓突厥力量的崛起，诸如处月、处密、车鼻部、葛逻禄与突骑施部落等非阿史那族系开始自立门户，突厥正统的号召力也就逐渐衰弱。八世纪初，异姓突骑施部落建立的突骑施汗国已经彻底占据了西突厥故地，标志着唐朝“正统突厥”路线的基本失败。
在高仙芝执掌西域之前，阿拉伯人已经开始向药杀水以北地区进军，此时（719）的唐玄宗一度改变惯性思维，审时度势，让出已置为安西四镇之一的战略要塞碎叶（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伊赛克湖畔）为突骑施牙帐，改以轮台为北道商税收取关卡，拜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金方道经略大使（“金方”即西方），也就意味着将对大食阿拉伯人的战争全权授权给这位突厥可汗。这一符合形势的战略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从开元八年（719）始，突骑施苏禄汗连续取得了对阿拉伯帝国的大胜，不仅将阿拉伯大将穆斯棱·本·赛义德·艾尔的军队赶过药杀水，又率领重组的十四姓突厥部落（传统十姓部落外加咽面、车鼻等）重新杀入河中，在著名的渴水日之战大败阿拉伯联军于费尔干纳盆地，而后又攻克捕喝（布哈拉），一度渡过阿姆河，与阿富汗一带的波斯复国军汇合，声震中亚。西突厥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始终牢牢控制着两河流域的战争主动权，将阿拉伯人的兵威压制在阿姆河以南，并促使一大批河中地区（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地带）的小国重投大唐。
然而，此时唐朝廷的猜疑心理又开始作祟，对突骑施汗国这一异族政权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而这种猜疑心理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便会撬动双方关系的根基，大食国呼罗珊军将哈巴斯率众抵制阿拉伯帝国的税收政策，遭到镇压，逃到突骑施为苏禄收容。这一分化敌人的举动在唐廷眼里却成了图谋不轨的证据。
不久后，突骑施汗国终于被逼反，唐朝甚至选择与大食一同剿灭所谓的突厥叛逆，造就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悲情故事。突骑施汗国灭亡后，唐玄宗竟然又搬出了“突厥正统”的旗帜，让阿史那步真的孙子阿史那昕来收拾乱局，结局自然是身死军灭，为天下所笑。
除了西突厥部落以外，在两河流域的土著居民昭武九姓粟特人，也是决定谁能够稳固占领中亚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以绿洲农业与经商贸易为主的国家对唐朝的丝绸贸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且更倾向于唐朝包容性较强的羁縻统治模式——这本来是唐王朝手中一张极好的牌。
然而可惜的是，在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向中亚全力进军的当口，唐军无法提供实质上的军事援助，自身深陷于武周末年的内斗以及与北方后突厥的战斗中，只能坐观阿拉伯帝国对康国、安国在内的中亚粟特城邦进行政教布施，并最终让两河流域彻底阿拉伯化，以至于连占据名城撒马尔罕的康国国王乌勒伽也自称穆斯林。到高仙芝到任之时，甚至连药杀水以北的最后一个粟特国家——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也被大食扶植的傀儡特勤所控制，唐朝在中亚的所有粟特盟邦已然全部消失。
747年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崩溃，河中地区局势混乱，这是一次唐朝趁势收复中亚的良机。750年，阿拉伯中亚驻军哗变，唐朝军队兵分三路，一路走南道，打通与吐火罗地区反大食势力的联系，另一路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也进攻碎叶，俘获了占据那里的黑姓突骑施可汗。而高仙芝则选择了位居药杀水域门户的石国作为反攻的第一突破口，以亲大食的石国王车鼻施特勤“无藩臣礼”，乃兵围石国，石王穷蹙求降。高仙芝佯许：
“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
唐军此次的反击行动虽然亮眼，但是却如回光返照一般将自身推向了深渊，一方面再次羞辱了作为曾经盟友的突骑施人，让所有突厥系游牧部族心寒，另一方面将那些有心归附唐朝的中亚粟特小国彻底推向了大食一边：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
因此，怛罗斯之战虽未开打，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地缘外交优劣之势已然分晓。
错误的盟友与凶猛的敌人
怛罗斯之战是大唐帝国在中亚的终结一战，此战在阿拉伯王朝发生更迭的军事契机中开始，但是唐朝军队在战前就基本丧失了大部分可以协同作战的战略伙伴，以至追随唐军参加怛逻斯之战的只余葛逻禄与东拔汗那两属国了，其他突厥系部落与中亚城邦已然全面倒向阿拉伯人或对唐廷丧失了信心。
而对仅有的葛逻禄部这一盟友的选择同样是未加审慎决断且草率的，根据《唐会要》记载：
“葛逻禄在北庭之北，金山之西。显庆二年。置阴山大漠元池三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三族当东西两突厥之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与回鹘拔悉密等攻杀后突厥鸟苏米施可汗 ……又与回鹘同击破拔悉密部落……至德后，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叶怛逻斯尽为所踞。”
由此可见，葛逻禄部素来无信义，曾经在两大突厥政权之间来回摇摆，后又多次攻杀盟友部族，是一个背刺他人国族的惯犯。对这样的盟友竟然毫无防备，不得不说是唐军无奈而无能的表现。
再反观唐王朝的对手大食，其后勤补给可谓毫无压力，其可以从呼罗珊所在的伊朗高原东北部平推而下，直抵中亚两河流域，其补给线长度基本相当于唐朝军队的十分之一，且没有高山沙漠拦阻，又可以就地因粮征税于中亚诸国。
军队方面，当时的大食王朝已经经略了包括两河流域、波斯高原与小亚细亚乃至埃及在内的广大区域，其军队部署不仅有骁勇的阿拉伯弯刀骑兵，更有希腊式的圆盾重步兵，同样也有来自波斯的重甲骑兵，其重装兵种多着锁子甲，攻防兼备。史载大食军队“战则五军并出，号五肢阵，最善阵战。”
751年的怛逻斯河畔，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数万阿拉伯骑兵呼啸而来，二万安西唐军的身后仅有一支忠心耿耿的拔汗那军队，而对面则是汇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粟特人与突厥人的联合战队，怛逻斯之战的号角还未吹响，胜败的天平就已经倾斜向敌人。
  退一万步讲，即使高仙芝打赢了怛罗斯之战，那么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注定西域之地的全面放弃，葱岭之内的天山南北尚不可求，更何况大食盘踞多时的中亚呢？

“三句话让汉朝灭亡”：贾诩为何被称为第一“毒士”？ 

关于汉末三国时期，曹魏重要谋臣贾诩用计狠毒的梗，在网上层出不穷，贾诩也因此被大家戏称为“毒士”。不过，都说“有取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贾诩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至于得到“毒士”这个头衔呢？
贾诩的“毒”，倒不是说他无恶不作，而更多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贾诩眼光毒，手段毒，他能洞悉人性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其追求的个人利益，又不狭隘局限于荣华富贵，这就使得贾诩身上充满了争议。
贾诩，凉州武威郡姑臧县人，生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比曹操大八岁，比刘备大14岁，在汉末群雄逐鹿时算是不折不扣的“老奸巨猾”。
贾诩年轻时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后来因病离职，回乡途中遭遇叛乱的氐族人，他假冒在当地素有威名的太尉段颎的外孙，以此逃脱。中平六年（189），贾诩虚岁43。这一年，汉灵帝死，其长子刘辩继位（汉少帝）。不久，大将军何进与宦官集团相互残杀，大军阀董卓趁机挥军进京，把持朝政，甚至杀害汉少帝，扶持灵帝次子刘协（汉献帝）登基。
中年文士贾诩正是在这乱世的序幕中，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献计攻长安
董卓进京，杀人如麻、胡作非为，对东汉王朝和洛阳、长安的百姓是一场浩劫，但对贾诩却是机会。
董卓是凉州陇西郡人，与贾诩同为凉州老乡。董卓部下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段煨等都是凉州人，其中张济、段煨还是贾诩的老乡，董卓集团妥妥一个凉州帮。贾诩作为凉州名士，又颇有智谋，在凉州一群武夫中分外醒目，自然得到了董卓的重用。
可惜没多久，董卓阵营内部出了乱子。初平三年（192），吕布与司徒王允等大臣合谋，杀死董卓。危难关头，李傕、郭汜等人屯兵长安以东，群龙无首，打算解散军队逃亡。这时候，贾诩献出一计，他说：
“现在传言朝廷打算把咱们凉州人全部杀光，你们若是丢下队伍单独逃跑，地方上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抓住。不如带兵往西，一路裹挟攻打长安，为董公（董卓）报仇。如果赢了，则可以夺取天下大权，如果不赢，再往西逃回凉州也不晚。”
李傕、郭汜等听从了贾诩的建议，起兵造反，西攻长安。一路上他们汇合了其他董卓旧部，打败了朝廷镇压的兵马，等到长安城下，已经拥有十余万人。十天后，长安城破，王允被杀，吕布逃走。李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并强迫汉献帝给自己加官进爵，掌控朝廷。此时，距离董卓之死还不到两个月。
贾诩的计策取得了成功，却给天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事前的谋划来看，贾诩不但煽动李傕、郭汜等造反，甚至全然不顾董卓祸国殃民，喊出要为董卓报仇的口号，完全不顾此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伴随李傕等人掌权，原本在王允管理下稍微恢复的东汉朝廷再度崩塌，甚至比董卓之乱时还要严重。董卓虽然是个蛮横的土霸王，但好歹还要装一装礼贤下士的样子，对于肯依附自己的文臣名士如王允、杨彪、蔡邕等都还是挺客气的，也能够镇住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勉强维持朝廷秩序。而李傕、郭汜等人进京后，由于董卓的前车之鉴，他们对文臣不再客气，几大军头彼此之间相互勾心斗角，朝廷更乱得没谱了。
后世史家因此对贾诩评价很差。《三国志注》的作者裴松之认为：“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把贾诩视为汉朝走向灭亡的罪魁祸首。现今称贾诩为“毒士”，一半原因也在于此。贾诩三计灭汉，这是第一计。
维护李郭的武夫政权
接下来两三年，掌握大权的是李傕、郭汜、张济为代表的西凉武夫们。贾诩算是这群人里认真干活儿的。李傕等要给贾诩封侯，他推辞说：“我只不过为了救命才出谋划策，有什么功劳！”他又拒绝了尚书仆射的官职。后来贾诩担任尚书，负责朝廷人事工作，据史料记载还干得不错。《三国志》说贾诩“典选举，多所匡济”；《献帝纪》说“郭汜、樊稠与傕互相违戾，欲斗者数矣。诩辄以道理责之，颇受诩言”；《魏书》说“诩典选举，多选旧名以为令仆，论者以此多诩”。贾诩似乎在努力纠正自己煽动叛乱造成的恶劣后果，试图把西凉武夫把持的朝政稍微拉回正轨。
然而同时，贾诩继续站在董卓余党的立场上，为维护李郭凉州军阀集团的统治出力。而以李傕为首的这群武夫“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据记载，李傕不但不肯好好供奉朝廷，甚至抢夺汉献帝筹措来赈济贫民的财物。再则，任贾诩如何协调，凉州军阀们的内斗愈演愈烈。兴平二年（195），李傕郭汜大打出手。李傕劫持了宫人，郭汜劫持了公卿百官，在长安城内外混战，死伤无数。
这时候，李傕对贾诩依然看重，提拔他为宣义将军。贾诩对李傕却逐渐“阴一套阳一套”。他一方面对李傕进言，劝李傕不要胁迫，不要杀害大臣，另一方面又暗中联络李傕部下羌人、胡人的首领，劝他们带本部兵马离开李傕，使得李傕的势力衰弱。这大概不是良心发现，而是认识到再跟着李傕这艘“破船”，终难逃一起沉没的命运吧——“毒士”要另外给自己找退路了。
等到汉献帝和百官逃脱李傕、郭汜掌控，49岁的贾诩也在195年冬天辞去官职，离开李傕。但他没有跟随汉献帝的朝廷队伍继续前进，而是投奔了华阴的段煨（段煨是贾诩的老乡，也是董卓旧部）。
辅佐张绣，痛击曹操
但贾诩在段煨那里过得并不安稳，因为当时贾诩已经是威名远震，段煨表面很客气，其实内心害怕被贾诩喧宾夺主。建安元年（196），另一位董卓旧部张济在宛城战死，侄儿张绣接管其队伍。贾诩又跑到了张绣那边。
贾诩在张绣军中安身之际，朝廷争夺战也落下帷幕，兖州牧曹操利用各路对手的矛盾，驱虎吞狼，最终迁都于许，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二年（197）春，曹操带兵南下宛城，进攻张绣。面对兵比自己多、统帅力比自己强，又有“朝廷名分”的曹操，张绣决定投降。谁知曹操霸占了张济的遗孀、张绣的婶娘，还想除掉张绣。这一来，两人又势成水火。
贾诩为张绣准备了先下手为强的计策：利用张绣暂时还是“投降者”的身份，完成军事部署，然后突袭曹操中军。于是，张绣先是向曹操请求把军队移防到高地，途经曹操营中；又报告曹操，因为军中缺少车辆，所以请允许士兵们在移防途中，把铠甲穿在身上。贾诩这些迷惑战术大获成功，曹操居然全盘相信，毫无防备。就这样，披甲持刃的张绣军大摇大摆进入了曹操的营地，忽然发动袭击。
贾诩这一计是想直接拿下曹操人头的。只是，贾诩千算万算，没算到曹操的卫队长典韦居然如此勇猛，带着十多个士兵守住正门抵挡了张绣军许久，使曹操得以逃跑。此即淯水之战，是曹操损失惨重的一战，曹操阵营战死的人包括其心腹大将典韦、侄儿曹安民，还有曹操的嫡长子曹昂。这样惨重的损失，却是由一个“二三流的小军阀”张绣带来的，足见贾诩计策之厉害。
贾诩这次用计还带来了连锁反应。曹操好色害死自己儿子曹昂，其原配丁夫人和他闹翻，小妾卞氏趁机上位，卞氏生的曹丕成为曹操新的嫡长子，在20多年后继承曹操地位，废黜汉献帝，建立了曹魏皇朝。蝴蝶效应下，或许可以说这是贾诩三计灭汉的第二计。
终极出路：投曹的利害算计
贾诩带给曹操的也不光是伤害。建安四年（199）秋天，曹操和袁绍剑拔弩张，决战一触即发，两人都在拼命拉拢盟友。袁绍派人招揽张绣，还专门给贾诩写信。张绣想到自己跟曹操有杀子之仇，想要加入袁绍一边。贾诩却抢先逼问袁绍使者：
“请回去问袁本初，兄弟之间尚且不能相容（指袁绍袁术自相残杀），还能容天下国士吗！”
这么不客气的一句话，戳了袁绍的肺管子，直接断绝了张绣投靠袁绍的可能。张绣吓得脸色都变了，问贾诩，曹操和咱们有仇，你又把袁绍得罪了，这可怎么办？贾诩告诉张绣：“第一，曹操尊奉天子，有朝廷名号。第二，袁绍兵多，曹操兵少，我们这点兵马到袁绍那里最多锦上添花，到曹操那里却是雪中送炭，会更受重视。第三，曹操有霸王之志，一定会捐弃私仇，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品德胸襟。”
于是，张绣投靠了曹操，曹操也果然很给面子，握着张绣的手，拜其为扬武将军，还结成儿女亲家。又握住贾诩的手说：“是您让我信重于天下。”任命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53岁的贾诩十年飘零未逢明主，如今终于找到了“稳定的东家”。
但对于张绣来说，跟着这个东家，可不是那么舒心。《三国志》记载他病死于征讨途中，而在《魏略》中则记载，曹丕多次对张绣甩脸称：“你杀了我哥哥还有脸和我对坐？”张绣忧心忡忡，自杀身亡。等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张绣的儿子张泉离奇地卷入魏讽谋反一案，被连坐杀死。就这样，听信贾诩投奔曹操的张绣，最后被杀绝满门。
而同样促成曹昂之死的谋士贾诩，却在曹操手下尽情地发挥了才干。加入曹营后，贾诩尽管不再有过去在李傕、张绣手下那种首席谋臣的地位，但还是有不少出谋划策的表现。例如官渡之战坚定曹操信心，建议其放手一搏；赤壁之战前建议曹操先安抚荆州，不要急着去和孙刘联军决战；潼关渭水之战建议曹操假装答应马超、韩遂的求和，离间他们，成功使马超和韩遂内斗，从而轻易平定了关中地区等等。靠着这些表现，贾诩在当代被称为曹操五大谋士（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之一，在《三国志》中，更与荀彧、荀攸同列一传，位在郭嘉、程昱之上（虽然裴松之认为这样很不妥，是抬举贾诩了）。
贾诩能巩固自身地位的另一个关键是曹丕。张绣、贾诩对曹家最大的伤害是宛城之战害死了曹昂，而曹昂死后，曹丕成了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后来曹丕和曹植争夺储位，贾诩坚定站在曹丕一边。他暗中向曹丕提出了“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的建议，让曹丕在曹操面前表演“以德服人”。当曹操问贾诩关于立储之事时，贾诩又拿出 “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的典故，帮助曹操坚定了立曹丕的想法。贾诩既能为曹操的大业出谋划策，又能帮曹丕夺位，他在曹魏的地位自然也就稳如泰山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认为如果是曹植继位，或许曹魏篡汉不会发生，毕竟曹植不会像曹丕一样急于称帝。这样算的话，贾诩在曹操立储上的计谋，称得上是他灭汉三计中的第三计。当然，这一计的影响其实比较小。毕竟就算没有贾诩的助力，曹植也难上位。
曹丕称帝后，坚定支持他的贾诩被提拔为太尉。这个任命在当时颇具争议，还遭到孙权的嘲笑，但无论如何，贾诩终究是以此富贵，在七十七岁的高龄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