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21年将是局部、不均衡复苏之年 - FT中文

格奥尔基耶娃认为，复苏正在来临，但复苏将是局部且不均衡的，若要取得成功，各方必须共同行动，进行疫苗合作和维持经济支持政策。

本文是月度系列文章“经济学家访谈”之一，英国《金融 时报》顶级评论员对话著名经济学家讨论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复苏

2020年将因为大萧条后最严重的衰退而被人铭记。去年夏天的增长复苏苗头被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破坏，其中低收入国家受到的经济冲击最为严重——尽管疫情本身对贫富一视同仁。

由于疫苗的成功前景和重建全球经济、阻止破坏性余震的广泛政治共识，人们预计2021年会是复苏之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处于这一努力的中心——它是国际机构当中最重要的金融政策制定者之一。

作为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整个新冠危机期间一直在监测世界经济的脉搏，发现问题后及早发出信号，以便能够解决问题，特别是针对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

她传达的信息很乐观，但也很谨慎——“疫苗很好，但它们不是魔杖，”她警告说。复苏正在来临，但它将是局部且不均衡的。若要取得成功，各方必须“共同行动”，用果断和统一的行动来支持复苏。这种合作可能使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2%，远高于IMF预计的去年增长率：-4.4%。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采访时，这位保加利亚经济学家表示，持久摆脱新冠卫生危机取决于两件事。首先，不要过早地撤回政策支持，而要在需要的地方注入刺激。其次，确保疫苗在所有地方都能尽快接种。她指出：“拥有疫苗并不等同于普遍接种疫苗。”

新的刺激措施可能预示着气候经济将迎来“变革性”的一年，也预示着在创造就业这个紧迫问题上的投资也将迎来新机会——特别是在数字技能产业。但收紧有关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至关重要，迅速采取行动重组债务、尽量减少破产也是如此。现在企业和政府的借债环境都很宽松，这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复苏中需要“激励良好行为”。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IMF拥有1万亿美元的额外火力，而IMF迄今已在这场疫情中调用了1020亿美元。但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她特别担心的是游说：“不要碰我的银行。是的，它很脆弱，不要碰它。”

沃尔夫：2020年我们经历了最不寻常的跌宕起伏之旅，这是难以置信的一年。我感到乐观情绪又回来了。人们开始认为，也许我们能在2021年控制住疫情，然后经济就会复苏。你怎么看？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预计（2020年经济增长率）是-4.4%，大约是这个数字。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毁灭性打击后，我们在第三季度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但随后，我们在许多地方遭遇了第二波冲击，复苏的苗头又被冰雪覆盖。

我们步入2021年的时候，复苏势头正在减弱，但疫苗的成功前景奠定了我们2021年预测的基础——这会是不均衡复苏的一年。尽管如此，至少会有复苏。

我们预计202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2%，这基于一个假设，即这一年我们确实能持久摆脱卫生危机。有了疫苗，这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

但让我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疫苗很好，但它们不是魔杖。在全世界接种疫苗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给2021年传递两条主要讯息。

首先，不要过早地撤回政策支持；拥有疫苗并不等同于普遍接种疫苗。其次，采取果断行动，让疫苗迅速普及到所有地方，普及到每个人，因为这将让我们持久地摆脱危机。

如果我们尽快普遍接种疫苗，我们从现在到2025年可以给全球产出带来9万亿美元的提振；9万亿美元，这显然是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数字。总的来说，局部、不均衡的复苏确实正在来临。我们可以通过合作和共同行动来推动复苏。

沃尔夫：在你看来，全球合作方面（尤其是疫苗合作）和维持政策支持方面（尤其是在发达国家）是否会出现政治变化？

格奥尔基耶娃：该表扬的地方我确实要表扬。去年，我们的确看到央行和金融当局之间进行了突出合作。我认为我们对于它们采取同步行动、为世界经济打下基础所做的一切认识不够。

它们的行动有助于我们IMF为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我们将优惠融资增加了两倍，这在极端困难时期拯救了许多经济体。

尽管如此，2021年还有两个领域需要合作。第一是疫苗领域的合作。就疫苗进行合作的理由很清晰，但疫苗无法自行接种。它们需要卫生系统。要记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系统极其脆弱，因此世界需要果断支持低收入国家。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球卫生系统，让人们更有韧性应对未来的冲击，因为坦白讲，这不会是唯一一场突发卫生事件。我们知道，一旦发生突发气候事件，绝对需要人们具有韧性。

第二，这场危机不会奇迹般地消除它造成的所有创伤。会留下疤痕。债务水平很高，企业债务水平很高，政府债务也很高，一旦撤销政策支持，不是每个人都能渡过这场危机。

进行全球合作以确保我们有韧性、我们留下的疤痕尽可能地少将是绝对必要的。

沃尔夫：但最终，是不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全球性伤疤，许多国家会比我们2019年预测时预期的或希望的更穷？

去年10月，IMF自己进行了一项有趣的预测，预测显示，IMF如今对2025年的预期比一年前糟糕得多，这种糟糕不是极其糟糕或者灾难性的糟糕，而是对世界所有地区的预期都要糟糕得多。

格奥尔基耶娃：是的，当然。你看，我们要求生产者不要生产，消费者不要消费。2020年经济缩水。2021年的经济复苏也无法使我们回到2019年前的水平。

我想提醒大家，2019年的经济形势也不是非常好。生产率和增长率都低。我作为IMF总裁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同步放缓的。我们还面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这些问题都没有消失。

我们预计，到2025年，全球将损失28万亿美元的产出。换句话说，我们将比假如不发生这场危机穷。这就是为什么果断行动和共同行动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的确拥有一些工具。

第一，他们可以刺激经济，使之在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方面走上不同的轨道。我们如今知道数字化未来已经到来。但它并没有为每个人到来。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很多事情，让更多的人和公司、让所有国家进入知识经济。这是对数字化转型和我们应该掌握的技能的宝贵投资。

第二，我们可以使2021年成为新气候经济的变革之年。气候投资可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而且我们也的确需要这些工作岗位。仅在旅游业，预计就可能有1.2亿个工作岗位因新冠疫情而消失。

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心投资绿色复苏，那就意味着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电动出行、投资再造林和红树林恢复。

沃尔夫：让我们来谈谈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人们普遍预期，这场巨大冲击的结果是，私营部门将产生大量坏账。公司都有负债。许多国家的政府支持它们借债，这没错。但它们最终将背负巨额债务。

然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担心金融中介机构的状况。人们原本认为银行的状况非常好。但如果借款者中出现大量坏账，势必会影响它们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对出现债务过度积累、违约和投资受抑制等形式的余震应抱有多大的担忧？

格奥尔基耶娃：我们估计，相对于强制性资本要求，资本缺口将在2200亿美元左右。从全球金融体系的规模来看，这是可控的。因此，我们的韧性很强，但我们不能把金融稳定视为理所当然。

我想谈谈政策制定者需要全力应对的三个问题。

一是长期低利率。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背负这么多债务而未被压垮的原因。然而，利率长期处于低位本身也会产生问题，因为它会加剧风险承担。公司和政府比没有低利率时借债更轻松。这是我们最近警示的一个风险。我们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期低利率”与风险承担》("Low  for  Long"  and  Risk-Taking)的论文。显然，我们需要强有力的宏观审慎（政策），但我们也需要对良好行为的激励措施。

其次，低利率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当银行盈利能力下降时，我们就会看到它们放贷的欲望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注入增长动力，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它们本应提供的服务将会出现问题。

第三点是你非常正确地提到的。你提到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它们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遗留问题。实际上，我记得去年1月我与兰迪•夸尔斯（Randy  Quarles，美联储副主席）有过一次炉边谈话。我们讨论过了这个问题；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未被充分监管，施加于它们的政策也不够强有力。

去年3月，我们亲眼看到了它们状态不佳的证据。各国央行加紧采取行动，它们做了需要做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已经陷入困境。如今，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正在对去年3月的市场动荡进行全面评估。

已经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公司债 务问题。在一些基本面薄弱的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政府债务水平非常高。在某些国家，这些债务是不可持续 的。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什么？直面它。果断采取行动进行债务重组。在预见到会出现破产的情况下果断行动。最大限度减少破产。当出现破产时，要有相应的解决机制。

我特别担心的是游说。不要动我的银行。是的，它很脆弱，不要碰它。必须要主动出击，直面这些问题，以防它们变成大麻烦。当支持政策的力度开始减弱的时候，我们将看到这些问题浮出水面。记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说过，当潮水退去，我们会看到谁在……

沃尔夫：裸泳。

格奥尔基耶娃：没错，裸泳。

沃尔夫：既然你一直在谈新兴市场，那我们能不能预测，将会出现一波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潮？这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有些地方进行了债务重组，尤其是在阿根廷。

格奥尔基耶娃：有两个国家进行了债务重组，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现在又有赞比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牢记。其一，许多新兴市场从此前的危机中认真吸取了教训。它们建立了强大的缓冲机制，建立了声誉很好、广受尊敬、独立的中央银行 、监督机构和监管机构。

在此次危机中，它们都很快重新以低利率借债。一些国家采取了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措施，而且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市场反应是积极的。

最后，20国集团(G20)——其中包括中国——同意共同行动。它们授权IMF，为背负不可持续债务的国家制定计划，这样我们能将其债务降至可持续的水平。

沃尔夫：一切尘埃落定后，你认为我们会希望改变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相对定位吗？还是，我们实际会希望它们或多或少继续像现在这样，按照不同、但互相关联的方式做它们的工作？

如果是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创建一个全新的全球金融监管系统，用本质上类似的方式对待银行和非银行机构？

格奥尔基耶娃：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互相补充，而且它们因为角色不同而扩充了选项。所以我们还未讨论是否要让一类机构吞并另一类，或者改变它们的授权。

我想赞扬IMF的同事们，托拜厄斯•艾德里安（Tobias  Adrian，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和他的团队，因为他们及早将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问题标记为遗留问题。

收紧有关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政策绝对是首要的。这是我们认为需要专注处理的问题。

我们需要全球系统吗？我真正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是少数派——是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三个领域出现了逐步改善。其一是各国建立了强大的缓冲机制，各中央银行积累了储备。现在我们有大约11至12万亿美元的储备。

其二，我们建立了全球协调和决策的机构力量，而且金融稳定委员会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三，IMF进一步加强了融资能力。我们现在有1万亿美元可供调用，而且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让我们更有韧性。

如果你去看看此次危机迄今为止的情况，是的，我们已经调用了1020亿美元。更有趣的是，82个国家从我们的支持中获益。这以前从未发生过。

但我们仍然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资金。如果你排除之前承诺使用的资金，我们仍有7300亿美元。这说明，这套“分诊方法”让世界经济更有韧性。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巩固它。

本文根据马丁•沃尔夫对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采访稿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