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去世，一个时代的印记

“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赵忠祥

赵忠祥最早为人所知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他进中央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时候。1976年的1月12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数十万民众赶到十里长街送行。当天晚上，有条件从小小的黑白电视中收看这一历史场景的人们，被一个声音深深地打动。
这个带有磁性的男声颤抖地把白天发生的一切描述给全中国和全世界，那悲怆苍凉的声音，把民众对伟人的哀思表达得如泣如诉。这个男播音员正是赵忠祥，随后这位当时中国惟一的男性电视新闻演播员敦厚、朴实的形象，以及他独具特征的嗓音，借助黑白电视机开始映入人们脑海。


1980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60年代便开始在国外兴盛的《动物世界》，赵忠祥自己也没有想到，此中的解说不但使他的声音内涵得以拓展，也由此确立他更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的地位。


“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我找到了一种我最喜爱的风格。”赵忠祥在《动物世界》的解说中，不仅在语音形态，而且在句子、语段表达方式上都动了些“手术”。广州大学传播系教授应天常分析道：“他把静态的书面解说词融于充满动感的画面，强调感情与浓郁的诗情。他突破常规的断句方式，完全从语势、语感、内韵节奏等表达的需要出发设计语气，取舍停顿。”吕大渝也说：“他的播音强调了《动物世界》的动感与观赏性。”

《动物世界》一播就是24年。后来的《人与自然》是《动物世界》的延续，在这个节目中，赵忠祥充满情感的播音品质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有一次，节目请陈佩斯讲了一段他和一头骡子的感情故事，讲到动情处，陈佩斯泣不成声。赵忠祥默默地听着，眉头紧蹙，双眼都是湿润的。由此人们都由衷感到了赵忠祥的温厚、善良和真诚。

吕大渝说赵忠祥“有语言塑造能力”，那种既“厚”且“温软”而偏“低沉”的声音和气息，之所以为广大受众所接受和肯定，显然得益于“文革”后整个播音界“高亮”的衰微。赵忠祥敏锐地领悟并成功投合了这种需要。一位作家曾这样调侃赵忠祥的特殊地位：“这地球上只有一个12亿人口的中国，中国当时只有一家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个时期内只有一位男新闻播音员每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个时期内只有一套《动物世界》节目……”

作为一个严谨持重的“新闻人”把晚会节目主持得意趣盎然，是赵忠祥的又一个自我提升。赵忠祥说:“在中国，前十余年中，主持人形式发育得最好的，恰恰在综艺节目。”赵忠祥正是从主持《正大综艺》开始，进而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全国人民过年时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所感动大家的，还是充满感情的叙述中的亲情，大家从他身上感悟到的是一种大家所需要的亲和力。

1996年5月，赵忠祥（左）与水均益（右）获得“第二届金话筒奖”

多年前的一场春节晚会上，宋丹丹扮成一个小脚白发东北老太太，一脸渴望地喊出了一句“我十分想见赵忠祥！”镜头马上摇向了那个被“十分想见”的人，在全国亿万观众面前，打着红领结的赵忠祥慈祥地笑了。这大概是大众喜爱赵忠祥情绪的一次最公开最彻底的宣示和表白。

若干年前，赵忠祥陷入了一段出人意料的风波。在很多“看着他长大的”的人的心目中，他以往几乎完美的形象似乎一下子变得可疑起来。出人意料的是，赵忠祥在风波最激烈的当口答应了本刊的采访。在那段2个小时的采访中，赵忠祥说到自己时这么形容：“我个人是弱势群体，实际名人是一个弱势呀！”

赵忠祥在那段风波中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有了重新认识这位名人之感。在接受采访时，他倒是毫不介意地表现了战斗力十足的那一面：“我是一个越斗越勇的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逆境中，只要我一息尚存。用一个古语来讲‘除死无大’——除了死无大事。当然死还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呢，咱不细分了。不是还没到死的地步么？天没塌，地也没陷。毛主席当年讲‘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我们难道不能学伟人这种气度么？我们没有环球的概念，只要在我家外头，它爱怎么嗡嗡就怎么嗡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只要没有打上门来，没有把我的饭碗砸到地上，我都可以容忍，有什么了不起的！”

谈及那场风波，他强硬地回应：“几个娱记写点文章，一个无赖随便泼泼污水，我就翻身下马了？我40年白干呀？那不是民族的惨剧，那也是闹剧！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就有一个人泼了冷水就把他踹下去，难道我们民族就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吗？这太荒谬了！”

对于自己在特殊时代与特殊语境下扮演的角色，赵忠祥内心也有非常明确的自我判断。在那次采访的末尾，回顾完自己的成长经历，他又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和这个时代一块儿，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屏幕，跟大家一道成长起来的。40多年的风风雨雨，当中我们同甘共苦，同一种感情走过来的。当你们的父辈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忘了我的。因此我真的出点什么事的话，我最伤心的是我伤了他们的心，因为你已经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符号。抹掉我这个人是可能的，抹掉我这个符号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