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回来，A股经历了一轮惨烈的暴跌，态势凶猛，可想而知底层普通投资者有多惨。每逢此刻，乐观者都会出现一些言论：春天快来了！但现在是寒冬啊！
深陷泥潭的股民不得不接受这令人崩溃的事实，由此深发一句心灵的拷问：A股太弱鸡了！
这有用吗？
10月7日，央行宣布降准，均被外界解读为利好消息，一时间传遍网络，央行的形象也被瞬间拉高，宛如一个“救火英雄”。但结果是悲情的，还是不涨。深圳启动百亿救市基金，用以缓解当地上市公司的流动性，全国股民兴奋异常，等待各地模仿深圳的做法，重新给实体经济注入新生的血液。但没等到，就算等到，一个城市的“救市”也托不起全国。
大势的溃败逐渐让人麻木，以致于哪里都能听到崩溃的声音，增速低迷的经济明白地告诉我们：不妙。
有人说，大规模减税，或才是中国经济和股市的逃生之门。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所有衰退、通缩，以及由此衍生的资产价格缩水、股市下跌等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两个字做出最完美的解释：需求！而结构性减税，则有助于“持续扩大内需”。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多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推进减税降费。今年以来，减税降费力度更是空前，除了年初确定的1.1万亿元政策措施，又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1.3万亿元。
然而，即便心有余，力也不足。减税减不下去才是常态，如果衡量国民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话，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税收收入增长率不能高于GDP增幅。如果高于它，就有可能给企业和社会造成负担。
但我国近几年财政收入都会高于GDP的增长，从以下数据就可以看出：
2014年的财政收入8.6%, 超出当年 GDP 增速7.8%。 2015年财政收入增长8.4%，GDP 降到了6.9%。2016年，财政增长下滑到4.5%，低于GDP 增长6.7%，这样的日子，持续不到一年。2017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7.6%，再次高于GDP 6.9% 。特别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5年大幅的降税减费，累计减税超过3万亿的背景下，财政的超收尤为显眼。
不过财政收入高于GDP收入可以导向好的结果吗？
2014年春，柳传志曾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中国经济）一直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然后是GDP的增长，最后是
老百姓 收入的增长，老这么下去我自己以为中国永远变成不了内需拉动的国家。“谈话结果当然是美好的，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于是，在这种境况下，民间投资者把钱捂得更紧了。面对不断上升的税收增幅，即使实行减税，也会让各界对减税的“获得感”大打折扣。社会融资成本也更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不下来，实体经济没好日子，股市更不用谈了。
如果说减税，可以为中国经济和股市带来增长机会。可以参考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减税措施，其是减税政策的经典实践。而里根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就是基于供给学派核心理论之一的拉弗曲线的理论逻辑。
这一曲线的经济学含义在于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收高到一定限度，企业就会减少投资，人们也减少工作，随之造成了政府税收的减少。它提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
里根对税率进行改革后至1989年离任之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美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目前普遍的舆论认为，中国是在里根所在区间的对立面。拉弗曲线强调的是，税率过低或过高都会减少税收收入，所以就存在一个税收收入最大化的最佳税率点，如当前税率其左侧，则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如在右侧，进一步提高税率会造成整体税收收入不升反降。
但高税率往往意味着政府开支的膨胀，这就是我国财政预算“以支定收”的特色逻辑。相应地，这个逻辑的对面就是创业成本的增加，创新动力的消退，从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企业经营不振等一系列问题。而实证研究，中国政府税收每上升1%，会导致中国GDP下降0.045%。
为什么要减税？拉弗曲线告诉我们的一种可能性。因为，政府税收的规模不仅取决于税率，而取决于经济活动水平决定的税源。不减税，家庭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都没法稳步增长，企业经济萎缩，会导致税源收缩。反之，减税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经济更健康和可持续，税源的增长可以抵消税率下降对政府税收的不利影响。
如今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平均维持在5%-6%，可以明显看出经济下行。
尤其是前段日子政府下达的提高个税起征点措施，引起不少热议。无非聚焦两点，一是个人，而是企业。个人收入高了，但面临失业风险，因为企业税负重了。目前可以判断的是税负已经过高，企业已经不堪负担了。如此，没人愿意做实业，经济增长减缓，税源就会流失。
所以，不少人就把减税作为刺激中国经济，提振内需的最有希望的逃生门。所谓藏富于民，才能最大程度达到有效需求，才能看到实体经济的振兴。
股事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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